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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记:在德国不要轻易问人们“从哪里来?”

编辑: 巴黎人的平台网址 发布时间: 2019年09月11日 01:21:38

留学记:在德国不要轻易问人们“从哪里来?”

哲学家卡尔·波普在《框架的神话》一文中指出,学问碰撞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可以引起批评的态度,不同文明框架中的人们在相遇时所产生的对各自身处其中的框架的批判态度是人类常识增长的重要来源。在德国攻读法学博士的三年时光中,处于原本的中国社会生活经验与新遭遇的德国社会学问之碰撞中的我,对波普爵士的上述观点有很深的感触。

从留学生涯一开始,我就努力尝试让自己保持一个开放和批判而非保守或仰视的态度去了解德国和欧洲社会;我的博士研究内容——欧盟公法——也要求我去关注欧洲一体化对于欧洲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毕竟,法律都是在具体社会中运行的,如果对一个社会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观察,是不可能对在这个社会中运行的法律有很好的把握的。

长夜永昼与绵绵阴雨带来的压力

由于博士研究在德国已经属于工作性质,因而读博期间已经几无课程安排。除了需要参加一个研讨课并获得符合启动博士研究资格的成绩之外,博士生几乎都是从事自主研究。这一事实固然符合科研的规律,给了研究者以进行研究所需的灵活性之外,也会由于缺乏强制性、定期性考核而带来长期性学业和精神压力。

另外,由于德国处于欧洲中部,我所在的汉堡市又属于北德地区,气候、昼夜等与北欧更为接近,夏季期间夜长只有三四个小时,往往晚间9点乃至10点才逐渐天黑下来,原本根据国内的昼夜时长形成的生物钟在此时无法迅速调整,特别容易让人无法调整到休息状态而变得疲惫。冬季时的情况更为糟糕:我往往早上十点钟走出距离学校最近的地铁口时才发现外面依然晨光熹微,和同学吃完中饭回到法学院图书馆坐下没多久就发现天开始黑了。除了昼短夜长的问题外,北德冬季的另一个大问题是阴雨绵绵,下起来无日无夜。阴郁的天空配合上沉重的研究压力,对于学业和心理都是很大的挑战。此时,来自亲朋好友的关怀问候和自我心理疏导就尤为重要。

对“散养”博士更重要的不是导师

德国的博士培养比较“散养化”,导师对于所引导的博士生的研究除必要的引导外,基本不会干预太多。我还记得去跟导师讨论论文题目和内容时,导师半开玩笑地说,你享有《基本法》保障的科研自由,我会告诉你题目是不是太大或太小,或者是否值得做。至于内容和观点,你自己完全决定,你的论文的观点是批判我的观点的,我也很欢迎。

当然,这一事例也许未必可以推而广之,但比较不争的事实是,博士论文写作是个人的事情,有问题可以联系导师请教,如果没有问题,导师和博士生一年可能都见不到几次面,即使有问题也大部分可以通过邮件沟通解决了。在此种情况下,同行交流对于博士研究而言就比较重要了。考虑到这一点,我就申请去设在德国海德堡的外国公法和国际公法马普所做访问人员。

研究所与大学的一点区别是,一个研究所中的研究人员大抵是同一个专业甚至同一个方向的,这意味着有更多机会与同专业的同事进行更有效地交流。对于法学专业的留学生而言,由于每个社会的独特性,留学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可以遇到许多在中国社会中不会遇到甚至难以想象的法律问题,比如对欧盟救市计划所进行的宪法审查,比如强制征收广播电视费所引发的法律争议。法官对这些争议中诸多要素的权衡,原被告乃至背后各自的力量团体对这些案件的主张和依据,如果大家努力放弃先见而选择容忍、倾听和敬重的方式去理解两方乃至多方的立场,对于法律人克服法律浪漫主义和价值专断主义倾向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如果法律争议越是远离法院并且越是以有限的抽象信息呈现,那么这两种问题反而越容易形成。

除了年龄、宗教、婚姻之外的禁忌话题

除了与同行进行的交流之外,可能更多的还是日常的生活交流。在日常生活交流中需要注意到的就是每个社会中特有的禁忌话题。例如,个人收入、女性年龄、宗教信仰和婚姻状况就不是适合主动询及的话题。对这些问题我在去德国之前已经有所了解,所以没有犯错。但是,由于对多元学问社会的陌生,我还是犯了一个错。

有一次,我在导师办公室门外等待面见导师时,一位看上去土耳其面孔的女生也过来等待着。大家就打招呼攀谈起来。我想当然地问了一句“你是哪里人”,她一脸不快地回答了一句“土耳其人”。看到她一脸不快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由于在德国有接近300万土耳其移民,几乎不可能判断你面对的是土耳其裔德国人还是土耳其留学生——如果是前者,这个问题是会冒犯到对方的,而我却想当然地把她认为是土耳其留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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